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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苗接種,承受了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美國疫苗接種,承受了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Jeremy Kahn 2021年01月19日
專家認為,目前的接種數字“絕對不是災難”。

《紐約》雜志(New York)稱之為“災難”。

《名利場》(Vanity Fair)稱之為“一團糟”。

英國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稱它可能成為一個“爛攤子”。

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已經在美國和英國全面鋪開。在輝瑞(Pfizer)的首支RNA疫苗獲批后不到兩個月,英美又相繼上市多支疫苗。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有900多萬人接種,英國的接種者也達到了245萬人,兩國的接種率分別達到了各自總人口的2.8%和4%。

從比例看,這兩個數字當然小得可憐。這是否說明靠疫苗終結疫情將遙遙無期?此次疫苗接種工作與歷史上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運動相比,又處在一個什么水平?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公共衛生和醫學史教授杰森?施瓦茨說:“美國的現實情況是,聯邦政府顯然對疫苗的接種速度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期望。”

他表示,目前的接種數字“絕對不是災難”。如果說有些觀察人士認為英美國家的接種工作做得很失敗,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府出于政治動機而做出了愚蠢的預測——美國政府曾經預測稱,到2020年12月底,美國將有2000萬人接種新冠疫苗。

此次疫苗接種的目的,是給幾乎全部人口都接種疫苗。更重要的是,接種工作是在疫情蔓延的過程中開展的。“這確實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兒科醫生、疫苗研究員保羅?奧菲特說。不過在歷史上,也有幾個可以對照的例子。

距離當代最近的,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推廣脊髓灰質炎疫苗的運動。脊髓灰質炎就是俗稱的小兒麻痹癥。和新冠疫苗一樣,全球老百姓也曾經熱切關注過世界上第一支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這支疫苗是由美國病毒學家喬納斯?索爾克研發的,研發資金來自一家私人慈善機構——國家小兒麻痹癥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又稱美國缺陷兒童基金會,March of Dimes)的善款。美國政府在1955年4月批準了索爾克研發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使用。到當年8月,全美已經注射了400萬劑疫苗,足以使美國10%的12歲以下兒童產生免疫,這個年齡段也是脊髓灰質炎的主要易感人群。

在大范圍接種后,美國的小兒麻痹癥確診病例數在一年內急劇下降,從1955年的14647例,驟降至1956年的5894例,到1959年已經降至900例左右。又過了十余年,等到阿爾伯特?薩賓的口服疫苗問世后,美國才進一步擴大接種人群,這時不光是在校的小學生,連青少年和成年人也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1962年薩賓研發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在美國獲批后,在接下來的三年里,美國約有1億人接種了這支疫苗,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56%。不過直到1979年,美國才宣布徹底根除小兒麻痹癥。

當時英國的情況更糟。據熟悉英國疫苗史的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歷史學家加雷思?米爾沃德介紹,當時,索爾克研發的一批疫苗在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安全問題,英國由此認為不能依賴美國生產的疫苗,于是英國政府緊急啟動了一個疫苗國產化項目。不過參加該項目的葛蘭素史克(Glaxo)和寶來惠康(Burroughs Wellcome)公司都遭遇了產能問題,后者更是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建成了疫苗工廠。

英國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接種工作始于1956年,當時,英國主要依賴各地的全科診所和家庭醫生作為接種的主渠道。但供應問題嚴重影響了接種進度,1957年夏天,英國考文垂市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脊髓灰質炎疫情,這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政府只得改弦更張,允許進口和接種外國疫苗。直到1961年,英國的大多數兒童才接種到了疫苗。雖然1959年,年僅29歲的足球明星杰夫?霍爾因為脊髓灰質炎而不幸去世,促使很多英國成年人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但讓大多數成年人接種上疫苗,則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相比之下,今天新冠疫苗的接種速度已經是異乎尋常地快了。連美國疫苗開發資助項目都取名叫“曲速行動”(warp speed),這足以彰顯美國在普及疫苗上的決心。曾經研究過美國疫苗接種史的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歷史學教授斯蒂芬?莫德斯利認為:“總的來說,我認為這一次的速度要比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時期快得多,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據一些醫學史專家和衛生專家稱,從很多方面看,對于公共衛生機構來說,當年普及脊髓灰質炎疫苗要比今天普及新冠疫苗容易一些。首先,學校是一個很理想的場所,能夠便捷地給大多數兒童接種疫苗。其次,家長們也很害怕孩子們患上小兒麻痹癥,所以他們會給孩子積極報名接種。而這一次,新冠疫苗在接種了一線醫護人員和養老院的老人等重點人群后,接種的優先群體就要轉移到下一層級,這個層級主要是按照年齡段劃分的。在這個階段,要想找到理想的接種場所就不太容易了。費城兒童醫院的兒科醫生、疫苗研究員保羅?奧菲特說:“美國還沒有適合大規模接種疫苗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我們現在正努力整合資源。”

奧菲特介紹道,1976年,為了防止豬流感的潛在大流行,美國在各地的會議中心、市政廳等地設置了大規模的流感疫苗接種中心,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就接種了4000萬劑疫苗——不過那一次,豬流感疫情并未給美國造成什么威脅。但現在美國或許可以從那次防疫工作中吸取一些經驗。有些美國城市已經開放了一些大型公共場所作為大規模接種點,英國已經設立了7個這樣的接種點,并表示將組建由50個接種點構成的接種網絡。不過當前疫情遠未結束,人們在接種點排隊時,還是得小心地保持社交距離。“你肯定不希望疫苗接種點成為新的超級傳染源。”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和醫學史教授杰森?施瓦茨說。

此次疫苗接種工作還面臨著另一個以前沒有的難題:在很多地方,醫護人員為了照顧住院的新冠患者,可以說是夜以繼日地超負荷運轉。但要給老百姓注射新冠疫苗,還是得靠這些醫護人員。奧菲特表示,1976年那次,流感疫苗使用的是氣槍式注射器,而不是傳統的針頭式注射器。這樣一來,任何人只要經過少量培訓,都能夠安全輕松地承擔疫苗接種工作。

不過,目前的新冠疫苗都沒有采用這種注射方式。出于安全考慮,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經不再建議采用這種無針注射器接種疫苗。但要想加快接種速度,可能還是要想辦法讓那些沒有接受過醫學培訓的非專業人員也參與進來,在接種點承擔疫苗接種工作。目前,英國政府已經開始在老百姓中招募志愿者,他們會接受基本的疫苗注射訓練,然后在接種點服務,以避免給醫護人員帶來更多負擔。另外,施瓦茨表示,美國的疫苗接種計劃很可能會嚴重依賴私營藥店,特別是沃爾格林(Walgreens)和CVS旗下的藥店,因為它們在全美擁有2萬多家分店。而在英國,私營藥店也是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的主力軍。這些藥店也向政府表示,他們愿意充當新冠疫苗的接種點。而且藥店也具備接種疫苗的一些技術條件,比如電子數據庫和自動短信服務等等,可以提醒人們什么時候來接種下一針。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之前的經驗表明,在需要注射多針疫苗的時候,多達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只打了一針,就不來打下一針了。

另外,此次疫情的社會環境也跟之前幾次疫情有所不同,特別是在社會對疫苗的焦慮度上。據調查顯示,只有60%左右的美國人打算接種新冠疫苗,還有很多人因為擔心安全問題而下不了決心。

疫苗安全問題并非沒有先例。在20世紀50年代脊髓灰質炎疫苗剛剛誕生的前幾個月,美國就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卡特事件”。當時,一批由卡特實驗室(Cutter Laboratories)生產的疫苗沒有被完全滅活就被投入使用,造成了4萬名接種者感染,其中10名兒童死亡,200余人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小兒麻痹癥狀。受“卡特事件”影響,英國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速度大大放緩。但在美國,接種工作雖然因為事故調查而暫停了三周,但此次事件并未徹底打消人們讓孩子接種疫苗的積極性,美國抗擊脊髓灰質炎疫情仍然取得了勝利。施瓦茨說:“換成今天,很難想象一個疫苗項目能夠在那樣嚴重的安全問題下繼續推進。然而他們在幾周內就重啟了接種工作。”

從抗擊脊髓灰質炎疫情的往事中,我們還可以學到另一條經驗,那就是清晰的公共衛生信息的重要性,以及要善于利用名人的“帶頭效應”,來建立公眾對疫苗的信心。比如1956年,貓王就曾經在電視節目《The Ed Sullivan Show》上接種過脊髓灰質炎疫苗。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斯蒂芬?莫德斯利認為,隨著如今的流行文化更加碎片化,公共衛生部門應該“針對不同的人口群體,確定不同的名人代言”,以起到更精準的說服效果。

另外還要記住,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免疫運動的成功評判標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華威大學的歷史學家加雷思?米爾沃德說:“你可能認為,我們能夠給所有人接種疫苗,但這只是一個相對現代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電腦的普及和90年代手機短信的普及之前,這樣的目標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米爾沃德表示,現在75%的接種率都會被認為是失敗的,而在20世紀50年代,75%就是輝煌的成功了。

因此,以歷史的標準來看,今天人們對疫苗接種速度的不滿似乎略顯矯情。但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我們的技術能力早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紐約》雜志(New York)稱之為“災難”。

《名利場》(Vanity Fair)稱之為“一團糟”。

英國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稱它可能成為一個“爛攤子”。

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已經在美國和英國全面鋪開。在輝瑞(Pfizer)的首支RNA疫苗獲批后不到兩個月,英美又相繼上市多支疫苗。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有900多萬人接種,英國的接種者也達到了245萬人,兩國的接種率分別達到了各自總人口的2.8%和4%。

從比例看,這兩個數字當然小得可憐。這是否說明靠疫苗終結疫情將遙遙無期?此次疫苗接種工作與歷史上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運動相比,又處在一個什么水平?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公共衛生和醫學史教授杰森?施瓦茨說:“美國的現實情況是,聯邦政府顯然對疫苗的接種速度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期望。”

他表示,目前的接種數字“絕對不是災難”。如果說有些觀察人士認為英美國家的接種工作做得很失敗,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府出于政治動機而做出了愚蠢的預測——美國政府曾經預測稱,到2020年12月底,美國將有2000萬人接種新冠疫苗。

此次疫苗接種的目的,是給幾乎全部人口都接種疫苗。更重要的是,接種工作是在疫情蔓延的過程中開展的。“這確實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兒科醫生、疫苗研究員保羅?奧菲特說。不過在歷史上,也有幾個可以對照的例子。

距離當代最近的,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推廣脊髓灰質炎疫苗的運動。脊髓灰質炎就是俗稱的小兒麻痹癥。和新冠疫苗一樣,全球老百姓也曾經熱切關注過世界上第一支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這支疫苗是由美國病毒學家喬納斯?索爾克研發的,研發資金來自一家私人慈善機構——國家小兒麻痹癥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又稱美國缺陷兒童基金會,March of Dimes)的善款。美國政府在1955年4月批準了索爾克研發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使用。到當年8月,全美已經注射了400萬劑疫苗,足以使美國10%的12歲以下兒童產生免疫,這個年齡段也是脊髓灰質炎的主要易感人群。

在大范圍接種后,美國的小兒麻痹癥確診病例數在一年內急劇下降,從1955年的14647例,驟降至1956年的5894例,到1959年已經降至900例左右。又過了十余年,等到阿爾伯特?薩賓的口服疫苗問世后,美國才進一步擴大接種人群,這時不光是在校的小學生,連青少年和成年人也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1962年薩賓研發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在美國獲批后,在接下來的三年里,美國約有1億人接種了這支疫苗,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56%。不過直到1979年,美國才宣布徹底根除小兒麻痹癥。

當時英國的情況更糟。據熟悉英國疫苗史的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歷史學家加雷思?米爾沃德介紹,當時,索爾克研發的一批疫苗在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安全問題,英國由此認為不能依賴美國生產的疫苗,于是英國政府緊急啟動了一個疫苗國產化項目。不過參加該項目的葛蘭素史克(Glaxo)和寶來惠康(Burroughs Wellcome)公司都遭遇了產能問題,后者更是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建成了疫苗工廠。

英國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接種工作始于1956年,當時,英國主要依賴各地的全科診所和家庭醫生作為接種的主渠道。但供應問題嚴重影響了接種進度,1957年夏天,英國考文垂市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脊髓灰質炎疫情,這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政府只得改弦更張,允許進口和接種外國疫苗。直到1961年,英國的大多數兒童才接種到了疫苗。雖然1959年,年僅29歲的足球明星杰夫?霍爾因為脊髓灰質炎而不幸去世,促使很多英國成年人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但讓大多數成年人接種上疫苗,則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相比之下,今天新冠疫苗的接種速度已經是異乎尋常地快了。連美國疫苗開發資助項目都取名叫“曲速行動”(warp speed),這足以彰顯美國在普及疫苗上的決心。曾經研究過美國疫苗接種史的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歷史學教授斯蒂芬?莫德斯利認為:“總的來說,我認為這一次的速度要比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時期快得多,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據一些醫學史專家和衛生專家稱,從很多方面看,對于公共衛生機構來說,當年普及脊髓灰質炎疫苗要比今天普及新冠疫苗容易一些。首先,學校是一個很理想的場所,能夠便捷地給大多數兒童接種疫苗。其次,家長們也很害怕孩子們患上小兒麻痹癥,所以他們會給孩子積極報名接種。而這一次,新冠疫苗在接種了一線醫護人員和養老院的老人等重點人群后,接種的優先群體就要轉移到下一層級,這個層級主要是按照年齡段劃分的。在這個階段,要想找到理想的接種場所就不太容易了。費城兒童醫院的兒科醫生、疫苗研究員保羅?奧菲特說:“美國還沒有適合大規模接種疫苗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我們現在正努力整合資源。”

奧菲特介紹道,1976年,為了防止豬流感的潛在大流行,美國在各地的會議中心、市政廳等地設置了大規模的流感疫苗接種中心,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就接種了4000萬劑疫苗——不過那一次,豬流感疫情并未給美國造成什么威脅。但現在美國或許可以從那次防疫工作中吸取一些經驗。有些美國城市已經開放了一些大型公共場所作為大規模接種點,英國已經設立了7個這樣的接種點,并表示將組建由50個接種點構成的接種網絡。不過當前疫情遠未結束,人們在接種點排隊時,還是得小心地保持社交距離。“你肯定不希望疫苗接種點成為新的超級傳染源。”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和醫學史教授杰森?施瓦茨說。

此次疫苗接種工作還面臨著另一個以前沒有的難題:在很多地方,醫護人員為了照顧住院的新冠患者,可以說是夜以繼日地超負荷運轉。但要給老百姓注射新冠疫苗,還是得靠這些醫護人員。奧菲特表示,1976年那次,流感疫苗使用的是氣槍式注射器,而不是傳統的針頭式注射器。這樣一來,任何人只要經過少量培訓,都能夠安全輕松地承擔疫苗接種工作。

不過,目前的新冠疫苗都沒有采用這種注射方式。出于安全考慮,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經不再建議采用這種無針注射器接種疫苗。但要想加快接種速度,可能還是要想辦法讓那些沒有接受過醫學培訓的非專業人員也參與進來,在接種點承擔疫苗接種工作。目前,英國政府已經開始在老百姓中招募志愿者,他們會接受基本的疫苗注射訓練,然后在接種點服務,以避免給醫護人員帶來更多負擔。另外,施瓦茨表示,美國的疫苗接種計劃很可能會嚴重依賴私營藥店,特別是沃爾格林(Walgreens)和CVS旗下的藥店,因為它們在全美擁有2萬多家分店。而在英國,私營藥店也是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的主力軍。這些藥店也向政府表示,他們愿意充當新冠疫苗的接種點。而且藥店也具備接種疫苗的一些技術條件,比如電子數據庫和自動短信服務等等,可以提醒人們什么時候來接種下一針。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之前的經驗表明,在需要注射多針疫苗的時候,多達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只打了一針,就不來打下一針了。

另外,此次疫情的社會環境也跟之前幾次疫情有所不同,特別是在社會對疫苗的焦慮度上。據調查顯示,只有60%左右的美國人打算接種新冠疫苗,還有很多人因為擔心安全問題而下不了決心。

疫苗安全問題并非沒有先例。在20世紀50年代脊髓灰質炎疫苗剛剛誕生的前幾個月,美國就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卡特事件”。當時,一批由卡特實驗室(Cutter Laboratories)生產的疫苗沒有被完全滅活就被投入使用,造成了4萬名接種者感染,其中10名兒童死亡,200余人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小兒麻痹癥狀。受“卡特事件”影響,英國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速度大大放緩。但在美國,接種工作雖然因為事故調查而暫停了三周,但此次事件并未徹底打消人們讓孩子接種疫苗的積極性,美國抗擊脊髓灰質炎疫情仍然取得了勝利。施瓦茨說:“換成今天,很難想象一個疫苗項目能夠在那樣嚴重的安全問題下繼續推進。然而他們在幾周內就重啟了接種工作。”

從抗擊脊髓灰質炎疫情的往事中,我們還可以學到另一條經驗,那就是清晰的公共衛生信息的重要性,以及要善于利用名人的“帶頭效應”,來建立公眾對疫苗的信心。比如1956年,貓王就曾經在電視節目《The Ed Sullivan Show》上接種過脊髓灰質炎疫苗。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斯蒂芬?莫德斯利認為,隨著如今的流行文化更加碎片化,公共衛生部門應該“針對不同的人口群體,確定不同的名人代言”,以起到更精準的說服效果。

另外還要記住,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免疫運動的成功評判標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華威大學的歷史學家加雷思?米爾沃德說:“你可能認為,我們能夠給所有人接種疫苗,但這只是一個相對現代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電腦的普及和90年代手機短信的普及之前,這樣的目標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米爾沃德表示,現在75%的接種率都會被認為是失敗的,而在20世紀50年代,75%就是輝煌的成功了。

因此,以歷史的標準來看,今天人們對疫苗接種速度的不滿似乎略顯矯情。但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我們的技術能力早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New York magazine calls it “a disaster.”

Vanity Fair says it is “an absolute mess.”

A potential “shambles,” warns the U.K.’s Daily Mail.

That’s the prevailing take on the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so far in the U.S. and Britain. Less than two months after the first vaccine—Pfizer’s messenger RNA–based inoculation—received the first regulatory approval, more than 9 million doses of various COVID-19 vaccin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in the U.S. and 2.45 million in the U.K. That’s enough to cover 2.8% and 4% of each country’s respective population.

Do these numbers really indicate a hopelessly bungled vaccination effort? And how does this compare with historical mass vaccination drives?

“What we’ve seen in the U.S. is an expectations game gone awry,” says Jason Schwartz, a professor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Yale University. “There were off the chart expectations from federal government about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He said the current numbers were “absolutely not a disaster.” If they looked like one to some observers, he says, it is largely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foolishly predicted, in an attempt to bolster political support, that 20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20.

There are a few parallels for the current vaccination effort, which is aimed at inoculating almost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is taking place in the midst of a deadly pandemic. “This really is unprecedented,” says Paul Offit, a pediatrician and vaccine researcher a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The closest historical analogy to the current challenge is the campaign to combat polio in the mid-1950s. As with COVID-19, the public had eagerly anticipated and tracke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polio vaccine, developed by Jonas Salk with funding from a private charity—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 better known as the March of Dimes, Schwartz says. The U.S. government approved wide-scale use of Salk’s vaccine in April 1955. By August, some 4 million doses had been administered, enough to have immunized about 10% of U.S.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who were the main target population for the vaccine.

Cases of polio infection dropped dramatically within a year, from 14,647 in 1955 to 5,894 in 1956 and then to about 900 in 1959. But it would take almost a decade more—and the advent of Albert Sabin’s oral vaccine—to expand immunizations to cover not only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but teenagers and adults too. Once Sabin’s vaccine was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S. in 1962, it is estimated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or about 56%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at the time, received the oral vaccine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Even then, polio was not declared eradicated in the U.S. until 1979.

The situation in the U.K. was even worse. When a serious safety issue arose with a batch of Salk’s vaccine in the U.S. (more on that in a moment), Britain decided it couldn’t rely on American-made supplies, and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crash program to produce doses domestically. But the British companies chosen for the task—Glaxo and Burroughs Wellcome—struggled to set up manufacturing capacity, with the latter taking years to complete its plant, says Gareth Millward, 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who has written about the U.K. vaccination efforts.

Immunizations began in 1956, with Britain using its network of general practice, or family, doctors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administering the inoculations. But inadequate supplies plagued the rollout, and in the summer of 1957 there was a major polio outbreak in the city of Coventry. This caused a public outcry that forced the government to reverse course and allow foreign-made vaccine doses to be imported and administered, Millward says. It then took until 1961 for most children in the country to be vaccinated. As for adults, that process took longer still, he says, although the tragic death of 29-year-old soccer star Jeff Hall from polio in 1959 spurred many adults to get immunized.

In comparison, the pace of today’s COVID-19 vaccination rollout does seem like “warp speed,” as the U.S. vaccine development funding program’s name suggests. “Overall, I think this is so much faster than the polio years; it’s really remarkable,” says Stephen Mawdsley, a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in England, who has researched the U.S. polio vaccination drive.

In many ways, the polio vaccine effort was easier than what faces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oday, medical historians and health experts say. Schools provided an easy and convenient place to vaccinate most children, Offit says, and parents were so afraid of the ravages of polio they readily signed their kids up to be injected. With COVID-19, once immunization efforts move beyond the top priority groups of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and nursing home residents into the next tiers, which are largely defined by age brackets, it becomes harder to identify locations that could readily serve as vaccination hubs, Offit says. “There is not a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for mass vaccination in the U.S., and we are trying to put that together on the run,” he says.

In an effort to head off a potential swine flu epidemic in 1976—which turned out to be much less of a threat than initially feared—the U.S. opened mass flu vaccination centers in convention centers and town halls and managed to immunize 40 million Americans in a matter of months, Offit says. There may be lessons to draw from here. Several U.S. cities are beginning to open up big public venues to serve as similar large-scale vaccination locations, and the U.K. has opened seven such centers and is promising a network of up to 50. But the problem with mass vaccination centers in the midst of a raging pandemic is that social distancing must be carefully maintained while people are waiting in line for their shots. “You don’t want the vaccination centers to become superspreader sites,” Schwartz says.

Another problem weighing on the vaccination drive this time that wasn’t a factor in the past: In many places, doctors and nurses are already working around-the-clock caring for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They can’t easily be spared to give inoculations. In 1976, the flu vaccine was administered using a pneumatic gun, rather than a conventional needle and syringe. This allowed anyone, with a minimal amount of training, to safely and easily serve as vaccinators, Offit says.

Such technology is not currently being considered for the COVID-19 vaccines—in fac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 longer recommends such jet injectors be used for vaccines because of safety risks—but figuring out ways to allow people without medical training to administer the vaccine may be crucial to increasing the speed of the immunization effort. In Britain,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recruiting volunteers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who will be trained to give injections in the new mass vaccination centers to avoid further straining doctors and nurses. The U.S. plans to rely heavily on private pharmacies, particularly those owned by Walgreens and CVS, which between them represent some 20,000 sites around the U.S., Schwartz says. In the U.K., private pharmacies, which are already accustomed to providing seasonal flu jabs, have also told the government they could serve as vaccination hubs. Pharmacies also already have in place the kinds of technology—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automatic text messaging—needed to help remind people to get their second doses of the vaccine at the right time, a significant concern given that experience with previous multi-dose inoculations in adults has shown that as many as a quarter of people fail to get their second jabs, Offit says.

Previous vaccination drives also took place amid a very different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public anxiety around vaccinations. Surveys have shown that only about 60% of Americans intend to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with many of those who are reluctant citing safety concerns as the reason for their hesitancy.

In contrast, the 1950s battle against polio succeeded despite a catastrophic safety problem in the first months of the immunization drive: Known as the Cutter Incident, it involved a batch of the vaccine, made by Cutter Laboratories, in which the live polio virus had not been properly inactivated. The vaccine resulted in about 40,000 cases of polio, including the deaths of 10 children and 200 others left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paralysis. Alarm over the debacle is what severely slowed the U.K. vaccination drive. But in the U.S., while vaccinations were suspended for three weeks while the March of Dimes and the U.S. government investigated and put new safeguards in place, the disaster had almost no discernible effect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have their children immunized. “It is hard to imagine a vaccination program today surviving a safety lapse as bad as that,” Schwartz says. “Yet they got back on their feet within weeks.”

Another lesson from the polio eradication efforts was the importance of clear public health messages, and the use of celebrities, such as Elvis, who was vaccinated live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in 1956, to buil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noculations, Mawdsley says. But in today’s more fragmented popular culture, he says,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hould be “trying to identify different celebrities for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who can help promote vaccina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our perception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a successful immunization driv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The idea that you can vaccinate everybody is a relatively modern phenomenon,” Millward says, noting that before the widespread use of computerized records in the 1980s and text messaging to mobile phones in the 1990s, such a goal would have been impractical. Today, he says, a 75% vaccination rate is seen as an abject failure, whereas in the 1950s it was seen as a brilliant success.

So today’s exasperation with the pace of the vaccine drive may seem misplaced by historical standards. But our impatience seems to grow in proportion to ou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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